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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汉的成长博客

记录阿虎成长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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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个小时----转至《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源自开心网)  

2011-08-05 13:26: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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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个小时----转至《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首先对天才展开争论的案例,是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和他的两个同事在柏林的顶级音乐学院做的一个试验。在学院一些教授的帮助下,他们把学院学习小提琴演奏的学生分成三个组。第一组是学生中的明星人物,具有成为世界级小提琴演奏家的潜力;第二组的学生只被大家认为“比较优秀”;第三组学生的小提琴演奏水平被认为永远不可能达到专业水准,他们将来的目标只是成为一名公立学校的音乐教师。然后,所有学习小提琴的学生都被问及一个问题:在你的一生中,从拿起小提琴开始,你练习过多少个小时?
 所有的人,三个组所有的学生,都开始回放已经过往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从5岁的时候开始。在开始学习小提琴的几年里,每个人练习的时间几乎都是一样——每周大约2~3个小时。但是到8岁左右,差别开始显现出来。一个班级最为出色的学生练习的时间开始多于其他学生:9岁的时候每周6小时,12岁的时候每周8小时,14岁的时候每周16小时,这样一步一步增加练习时间,一直到20岁的时候,他们还在不断练习——他们的练习具有明确的目的和个人的思想,从而表演得更为出色——这样的练习每周超过30个小时。实际上,到20岁的时候,这些卓越的演奏者已经在他的生命中练习了10 000个小时。与这些卓越者相比,那些比较优秀的学生练习的时间是8 000个小时,而那些未来的音乐教师,他们的练习时间只有4 000个小时。
 随后,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又在钢琴业余演奏者和专业演奏家之间做了比较,得到的情形一模一样。钢琴业余演奏者在童年时期,每周练习的时间从来没有超出过3个小时,到20岁左右,他们练习的全部时间大约是2 000个小时;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专业演奏家,他们每年都会有计划地逐步增加自己每周的练习时间,在他们20岁左右,练习钢琴的全部时间达到了10 000个小时。
埃里克森和他同事的研究,让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卓越者中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如果和其他人一样仅练习很少的时间,任何一位音乐工作者都不可能成为佼佼者。他们也发现很少有“劳而不获者”,一个比他人更勤勉工作的人,不会仅停留在一个较高的水准,而会寻求更大的突破。埃里克森和他同事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拥有进入顶级音乐学校的实力,那么,看他是否比其他人更勤勉,就能断定他是否能从学生中脱颖而出。那些最为卓越的人,不仅比他人勤勉,而且,他们非常非常地勤奋刻苦,这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也就是说,一定程度的紧张练习对那些能够肩负重要使命的卓越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需要一遍一遍研习专业技能。事实上,研究者们都认为,卓有成效的练习时间必须达到10 000个小时,这真是不可思议!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一个人的技能要达到世界水平,他的练习时间就必须超过10 000个小时——任何行业都不例外,”神经学专家丹尼尔·利瓦廷(Daniel Levitin)写道,“无论是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滑冰运动员、钢琴演奏家、棋手,还是作案屡屡得手的惯犯,对他们的练习时间进行统计的结果,一次次毫不例外地都得到10 000这同一个数字。10 000个小时相当于每天练习3个小时,或者一周练习20个小时,或者是10年的练习时间。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练习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人。然而,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练习,一个人的技能就达到世界水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案例。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练习能让人脑吸取各种技能信息,保证一个人成为专家。”
即使我们眼中的天才,他们的成功也是如此。莫扎特,例如,这位著名的音乐家6岁就开始作曲。但是,心理学家迈克尔·豪(Michael Howe)在他的著作《解读天才》(Genius Explained)里面却说道:
在成长为作曲家之前,早期莫扎特并不让人觉得超凡脱俗。他早期的作品都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完成,在父亲的指导下取得进步。沃尔夫冈1小时候的许多作品,例如钢琴和管弦第七协奏曲,几乎都是在其他作曲家帮助下完成的。当然这些协奏曲只是莫扎特音乐生涯的起点,直到21岁之前,莫扎特才创作了被世人公认为杰作(莫扎特第9、17号钢琴协奏曲)的作品:从这时开始,莫扎特开始了十来年的协奏曲作曲家生涯。
另一位音乐评论家哈诺德·勋博格甚至认为,莫扎特①(①莫扎特的全名是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W. A.Wolfgang Amadeus Mozart)。——编者注)的音乐生涯实际上“发展迟缓”,在经过了20多年的作曲锻炼之后,才创作了他最伟大的作品。
象棋大师的成长也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只有国际象棋的传奇大师鲍比·菲舍尔例外,他只用了9年时间,就进入了顶尖棋手的行列)。10年意味着什么?它是10 000个小时的艰苦训练。对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来说,10 000个小时是个魔幻般的数字。
捷克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球队队员名单中显现出来的令人迷惑的现象,也可以用上面的观点来解释。在这些名单中,几乎没有人出生在9月1日之后,这看起来或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也许会认为,在捷克曲棍球和足球运动员中,那些能力超凡的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努力,即便在下半年出生,即便他们出生较晚,他们依旧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顶尖行列。
但是对埃里克森和其他反对把天赋放在首位的人来说,是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意外惊喜的。那些虽然满了8岁,但出生较晚的天才,之所以没能选进明星球队,是因为他们年龄偏小了。由于年龄偏小,他们失去了一些额外的练习时间。结果便是,在曲棍球职业联赛考察球员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冲击10 000小时的练习纪录——在他们的运动生涯中,由于练习时间低于10 000个小时,他们的技能便无法达到顶尖竞技水平的要求。即便是莫扎特——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也不能跨过10 000小时这项练习纪录。练习不是让你一次就把事情做好,而是帮助你做得越来越好。
有意思的是,10 000个小时会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如果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如果你不坚持,就不可能达到10 000个小时的训练标准。你需要有好的父母,他们能鼓励你支持你;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为了达到目标,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时间去做兼职,那么一天之中剩下的时间就会很少。事实上,大部分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他们都需要一些特别的安排——例如进入曲棍球联赛的全明星球队——或者是有某种特别的机遇,使得他们能达到10 000个小时的训练标准。

这是成功的常规定律?如果你能深入剖析各项伟大的成就,你是否发现在密歇根计算机中心和曲棍球明星球队之间存在相同之处——是否他们都能够为专业训练提供某种机遇?
让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验证这个观点,为简约起见,我们挑选两个最明显的案例:世界上最有名的摇滚乐队——甲壳虫乐队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
1964年2月,由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组成的甲壳虫乐队登陆美国,在美国音乐界掀起了一股“英国入侵”的旋风,不仅洗刷了音乐界一系列的纪录,也改变了流行音乐的风格。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甲壳虫乐队登陆美国之前,他们组建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列侬和麦卡特尼最早是在来到美国7年之前的1957年开始音乐表演的[值得一提的是,从他们组建乐队开始,到创作他们最优秀的艺术作品——《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和《白碟》(The White Album)两张专辑——期间的时间间隔是10年]。假如你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成长历程,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经历和曲棍球运动员、比尔·乔伊、世界顶尖小提琴演奏家都惊人地相似。1960年,当他们还仅是正在奋斗的高中生摇滚乐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邀请到德国的汉堡进行演出。
“当时在汉堡还没有摇滚音乐俱乐部,成人俱乐部倒是不少,”甲壳虫乐队传记《呼喊!》(Shout!)的作者菲力普·诺曼说道,“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个叫布鲁诺的俱乐部业主,他原是一个露天马戏团的老板,他突发奇想,希望能让摇滚乐队到各个俱乐部去表演。他们把这想法变成了现实。那是一场一场从不间断的演出,俱乐部人来人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人流络绎不绝。为了吸引过往的人们,乐队的演出不能停下来。就像美国红灯区的脱衣舞表演一样,昼夜都不消停。”
“汉堡的很多乐队都来自利物浦,”诺曼接着说,“这是一种巧合。布鲁诺本打算到伦敦挑选乐队,但他在伦敦的苏活区遇到了一位利物浦商人。这位商人也只是偶然来到伦敦,他准备给布鲁诺安排一些乐队,布鲁诺和甲壳虫乐队的关系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此后,甲壳虫不仅与布鲁诺建立了合作关系,还与其他俱乐部业主建立了合作关系。但由于汉堡的很多俱乐部都过多涉及酒精和性,他们不得不打道回府。”
对甲壳虫乐队来说,汉堡有什么独到之处?不是演出的回报丰厚(从来没有),不是音响效果极佳(这种情况少有),也不是听众音乐素养极高(一定程度上,那里的听众确也如此),而是乐队不得不无休止地演出。
在乐队解散之后,约翰·列侬接受采访时谈到在汉堡一家名为因德拉的成人俱乐部表演的情景:
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信心。我们不得不整夜长时间地表演。稍不满意,他们就会退场,我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全身心地投入演出,常常是超负荷运转。
在利物浦,我们每次演出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每次演出我们都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曲目,每次都一样。但在汉堡,我们不得不演出八个小时,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捣鼓出新的东西。
八个小时?
以下是甲壳虫乐队的鼓手彼得·贝斯特的描述:
我们表演的消息一发布,俱乐部就要开始接待听众,我们一个星期有七个夜晚需要表演。起初,我们不停表演到俱乐部的关门时间——晚上12点半,随着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听众经常要呆到凌晨两点才回去。
一周七天?
1960年至1962年之间,甲壳虫乐队有过五次汉堡之旅。第一次,他们表演了106个夜晚,一个晚上表演的时间往往超过5个小时;第二次,他们表演了92场;第三次,他们表演了48场,演出的时间总共达到172个小时;最后两次的汉堡演出,是在1962年的11月和12月,一共表演了90个小时。全部加起来,他们在一年半内,就表演了270个夜晚。事实上,在首次取得重大突破的1964年之前,他们已经出演了1 200场左右。你知道这有多了不起吗?现在很多乐队在他们全部的演艺生涯中,一般也就表演1 200场。汉堡严酷的考验让甲壳虫乐队声名鹊起。
“在去那里之前,他们很少有表演的舞台;从那里回来之后,他们的表现变得非常好,”诺曼接着说道,“他们不仅仅锻炼了自己的毅力,他们还学会了一些必须学会的各种乐曲——不仅仅是摇滚乐,也包括爵士乐,乐曲的类别超过了你的想象。在去汉堡之前,他们没有经历任何专业训练,但是从汉堡回来之后,他们表演的水平丝毫不逊色于专业表演者。是汉堡成就了他们。”

现在,让我们看看比尔·盖茨的历史。他的故事和甲壳虫的故事一样广为人知:一个喜欢开发计算机程序的天才少年;从哈佛大学退学;与几个朋友创办了一家名为微软的计算机小公司;依靠勃勃雄心和卓越才华,创造了软件世界的一大巨人,这便是故事的梗概。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挖掘这个故事。
盖茨的父亲是西雅图一个有钱的律师,他的母亲是一个富裕银行家的女儿。童年的盖茨比较早熟,常觉得学校的学习生活枯燥无味。因此,在他七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让他从公立学校转学,把他送到湖边学校,这是一所为西雅图上层家庭开办的私立学校。在盖茨进入湖边学校第二年的中期,学校创办了一个电脑俱乐部。
“学校的母亲俱乐部每年都有一笔开销,学校每年都会预算这笔开销到底该花在什么地方,”盖茨回忆说,“一部分预算会花在夏季项目,让本市的孩子到学校参观;有部分预算会花在教师身上。那一年,他们花了3 000美元买了一个计算机终端设备,随后,我们就控制了这间安置计算机终端设备的奇妙小屋。想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确实如此,因为这是在1968年。在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高校都还没有什么电脑俱乐部,湖边学校购买的计算机更是显得弥足珍贵。湖边学校的学生不需要像20世纪60年代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必须依靠人工计算机卡片系统学习编程,相反,湖边学校安装的是一款ASR-33电传打字机,这是和西雅图市区其中一台主机的分时系统终端相连接的设备。“1965年刚刚提出分时理论,”盖茨继续说道,“有些人就敏锐地看到了其前景。”1971年,还是大学新生的比尔·乔伊就非常幸运地利用分时系统学习编程。而比尔·盖茨在1968年读七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实时编程了。
此后,盖茨便住在了计算机房,他和其他几个同伴开始自己摸索怎样操作这陌生的机器。当然,购买ASR连接计算机主机的上机时间是非常昂贵的——即便像湖边这样资金充裕的学校也觉得太贵——在利用母亲俱乐部的3 000美元购置终端设备之前,上机的时间都很短。虽然父母们资助的钱在增加,但学生们的开销也在增加。后来,华盛顿大学的程序工程师组建了一个名为电脑中心公司(C-Cubed)的机构,他们向当地的公司出租计算机上机时间。幸运的是,电脑中心公司其中一个创始人——莫尼克·罗那——他的儿子在湖边学校读书,比盖茨高一个年级。罗那觉得,是否可以让湖边电脑俱乐部的学生利用周末时间,为公司测试软件程序,以此换取使用电脑的时间?这当然没问题!放学之后,盖茨便乘公共汽车来到电脑中心公司的办公室,在这里一直编程到入夜。
但电脑中心公司最终破产,盖茨和他的同伴开始到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中心转悠。不久,他们受到另外一家名为ISI公司(信息科学有限公司)的委托,为公司编写工资单程序,从而换取自由上机的时间。在1971年的7个月间,盖茨和他的同伴得到了ISI主机1 575个小时的上机时间,一星期7天,每天平均8个小时。
“那是我最为执迷的时间,”盖茨说起他在中学的早期岁月,“我们上机的地方总是换来换去。我们常常晚上去上机,几乎每个周末都在编程,很少有哪个星期不是超过20或者30个小时的。整个一段时间,我和保罗·艾伦都挖空心思去盗窃计算机密码,冲击计算机系统。最终我们被开除,整个夏天都不能使用电脑,这时候我是15至16岁。后来,我发现保罗已经在华盛顿大学找到了一台能够免费使用的电脑,这些免费的电脑一般安置在医药中心和物理系。这些电脑一般24小时都可以上机,但有一段时间却比较空闲,在凌晨3点至6点这段时间鲜有任何安排。”盖茨笑着说,“为什么我对华盛顿大学总是那样慷慨大方,就是因为他们被我窃取了不少上机时间。就寝时间过后,我就开始动身到华盛顿大学,要么走过去,要么坐公交车。”多年之后,盖茨的母亲说:“我们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每天早上很晚才起床。”
ISI的一位创始人,巴德·彭布罗克(Bud Pembroke),被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科技公司(TRW)雇用。当时,TRW刚刚签订一项合同,为华盛顿州南部庞大的博纳维尔电站建立计算机系统。TRW急需熟悉电站运作专业软件的程序员,但在计算机革命的早期,要找到一个熟悉专业领域的程序员并非易事。不过彭布罗克知道找谁最为合适:那些湖边学校的中学生,他们已经在ISI的电脑系统操作过数千个小时。此时,盖茨已经是高年级学生,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他成功地劝说了他的老师让他离开学校,来到博纳维尔,开展所谓的独立学习计划。在那里,他在一个名叫约翰·诺顿的人的指导下,整个春天都在编写程序。盖茨认为诺顿对自己编程知识方面的帮助,是他见过的人中无人可比的。
这五年,从八年级到中学结束,便是比尔·盖茨的“汉堡之旅”。在很多方面,机遇都一次次眷顾他,他远比比尔·乔伊幸运。
首先值得庆幸的是,盖茨被送到了湖边学校。在1968年,世界上能有多少中学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第二件幸运的事,便是湖边中学的母亲们能够为学校计算机的运作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第三件幸事,便是资金快耗尽的时候,刚好有位父母在电脑中心公司工作,而公司刚好需要找人在周末测试他们的程序,并且从周末做到周日晚上都行;第四件幸事,便是盖茨遇上了ISI,而ISI刚好需要人手帮他们开发工资单程序;第五件幸事,便是盖茨住的地方离华盛顿大学很近,从家里到华盛顿大学只需要步行就行。第六件幸事,就是刚好在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可以免费上机;第七件幸事,便是TRW——一家跨国公司——刚好雇用了巴德·彭布罗克;第八件幸事,便是彭布罗克知道,能够解决特殊问题的最好的程序员,是中学里的两个孩子;第九件幸事,便是湖边学校允许他的学生在春季就读时间内,到离学校数里之外去编程。
那么,所有的幸运儿都有什么共同点?这些机遇给了盖茨充分训练的时间。当读大学二年级的盖茨从哈佛大学退学,决定腾出手来创办自己的软件公司的时候,此前他已经无间断地编写了七年的程序。这个时间远远超过10 000个小时。世界上有多少年轻人拥有和盖茨相类似的经历?“假如在世界上能找出50个,都会把我惊倒,”他说,“我先后做过电脑中心公司和员工工资单,接着是TRW——所有的事情遇到了一块。我很小就进入了软件开发领域,我想那时候没多少人在做这行,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幸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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